“拿来”的勇气

一年一度的“北京订货会”硝烟散尽。我打开辽宁教育出版社的订货单，心中一喜一惑。喜的是几年来走引进之路，总算有了回报，排行前几位的都是引进版的书，像《欧洲风化史》，美国国家地理《百年摄影经典》，IDG《傻瓜系列》等；惑的是在人文与民族的意义上，目睹如此“战况”，总有些复杂的感觉。

其实改革开放已经20年有余，各行各业的大规模引进与对外合作并不是什么新鲜事。但是，在文化领域，“拿来主义”决不像拿电视、冰箱等那么单纯。它主要表现为认识范畴的扩张，也就是说，我们仅以精品、市场份额、国际化观念等作为“拿来”的依据，又以成本、顺逆差、本土化经营等作为“不拿”或“少拿”的依据，都是不够的；这里还存在着某些非商业化的认识。于是，想到列宁的了解人类文化、改造人类文化，否则共产主义就成了空中楼阁；还有毛泽东的洋为中用、推陈出新……总之，“文化牵动”就不会仅限于商业，还有思想，运动，甚至革命。

当然，“拿来”的认识与取向还很多。像对“原创”而言，引进版权是一种挑战，它不但是市场的冲击，还有人文的比照。伴随着一个个成功的商业范例在中国市场上的招摇：《廊桥遗梦》、《学习的革命》、《哈利·波特》等等，伴随着WTO的迫近，市场的重新盘整，必然由商业的变化启动文化的变化。不是么？当国际化、现代化大潮与我们日渐成熟的市场经济趋于融合之际，“原创”的阵营已经被激发得空前活跃，它集中表现为自省与批判精神的增强。例如，人们对“计划性思维”惯性的反思，对“为生计而写作”导致浮躁、媚俗、矫情的认识，对沉湎于无理想、无主题、无责任之市井作秀的“创作群体”的批判等等。